如李员外这样的人在东岸控制区内还有很多，其中尤以南方宁绍两府为甚。因为自明末以来破坏较小的缘故，宁波府的士绅保留很多，传统文人自也不少。其中有的在东岸人的影响之下抛弃了传统儒学，有的则继续坚持传统经典，顶多稍作改良以适应社会变革罢了。当然数量最多的仍然是明面上与东岸合作，暗地里仍有着莫名其妙优越感的人，虽然近些年这帮人已经少了许多了。

当地——包括邻近的清国控制区——一些士绅就业开办了不少所谓的新式学堂，寻求传统儒家经典在激烈的社会变革中该如何自处乃至改进的方法。他们打着“为朝廷育异等之茂才”的旗号，整顿、改革以前的书院，开始了艰难的探索历程。

当然东岸政府对于这样的民间自费办学行为也是非常赞赏的，并且拨下了部分补贴，以使这些人不至于亏损太甚。毕竟，不管他们办学的初衷如何，但他们的行为客观上刷新了社会风气，进一步涤荡了社会中残留的传统封建礼教气息，与政府投资建立的诸多学校一起，构成了与庞大的实业建设相配套的教育体系。这一点，在如今远东三藩——好吧，黑水开拓队军事色彩更浓，似乎可以去掉，那里的一切都是政府投资的——越来越蓬勃发展的工商业形势面前，显得尤为重要。毕竟，产业的发展也是需要大量的人才的，虽然这些学校教育出的人才因为所学知识面较窄，质量要比政府开办的学校教育出来的差很多，但至少也是掌握着一定量的新知识的人，这就足够了。

此外，为了提高社会整体生产力水平，创造更多的财富，东岸政府也鼓励民间有条件的人自办专业学校，以快速培养更多的人才。比如，即墨县里就还有另一家学校，名为“刘老根农学堂”，由政府资助了校舍、教具和其他杂费，经验丰富的老农刘老根有偿授课，传授有关田间地头的小窍门、小知识，对于提高整体种田水平，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南方开拓队辖区亦有此类特殊专门学堂，如蚕桑学堂、茶叶学堂等等，校舍、教具、杂费统一由政府承担，教师则是行业内经验丰富的人士，学生也多是从业者。虽然公开传授所谓的自家“独门绝技”与中国传统认知不符，阻力很大，但在政府的强力推行及重金奖励之下，总还是会有人来教授这种知识的。哪怕一开始来讲课的人水平不是顶尖，但在丰厚的学费收入、授课奖金及巨大的社会地位提升的刺激下，最后总会有顶尖人才按捺不住，登台授课的，这对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促进无疑是立竿见影的。

各种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地钻了出来，或公办、或私立、或公私合营，都极大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为远东三藩逐渐起步、加速的工业化、现代化事业服务，正所谓那段刷在即墨县火车站外墙上的标语所说的，“农学是万业之基础，工学为众学之门，数学是制造之根源，商学关于富强之大计”，确实是一点没错：蓬勃发展的农业、工业、商业需要大量的人才，这点单靠政府是办不到的。要知道，远东三藩并不是具有完全职能的政府，充其量职能算是一个被阉割了的殖民政府，且还承担着包括军事防务、干涉局势、搜罗移民等及其耗费金钱的重大任务，不吸收民间资本、人才和技术，肯定是不行的。

与东岸控制区相比，此时中国大陆上其他势力的所作所为就要差上不少了。以顺国为例，这个国家虽然这些年手工业发展较为顺利，但政府在军事方面的开支浩大，根本不可能拿出钱来做别的什么，更别提也没太多这种意识了。而民间呢目前其思想争论还没整明白呢，慢慢等吧。湖广、江西、四川等地，传统文人实在是太多了，即便把东岸政府丢过去，恐怕也只得个落荒而逃，无力改造。思想领域的变革和洗礼，是需要一代一代人坚持不懈的，晚清中国遭受两千年未有之变局，在亡国灭种的巨大压力下，还花了百年时间来做触及灵魂领域的痛苦改造，就别说如今中国大陆了，怕是也得需要同样甚至更长的时间，要知道明末的知识分子可也很堕落的，如李贽、顾炎武之类被士林批倒批臭就能看得出来。

与顺国相比，清国的所谓新政更多的是迫于军事压力，因此全面偏向军工领域，开办的大部分学校也是与此相关的，只有地方上一些所谓的开明士绅开办的学校有些其他内容，但总体而言不成气候。由此可见，中国大地的士绅还没有感受到足够的触及灵魂的痛，而没有这种痛，谁吃饱了撑着去改变目前这个大家都能获取极大利益的秩序呢根本不可能的！

其他一些小诸侯，如广东李氏、福建郑氏、浙南鲁王及南明王朝，整体而言还不如清、顺两国，新式学校也不多，除郑氏在泉州开办的一家船舶学校、在福州开办的一家语言学校像点样子之外，其他的都没有这方面的意识，可能有一些培养军官、匠人等特殊人才的培训机构，但多不成系统，且大部分是临时性的，实际效果不是很好。

当然其实这些都可以理解，这些政权要么军事压力很大，要么是军阀割据政权，想要大规模投资教育行业，确实有些要求过高了。就拿清、顺两国来讲，他们目前仍在江西、湖北、四川等地进行着一定规模的战争呢，消耗何其之大也，每日里死伤的军人、用掉的物资都是一个惊人的数字。相信在战事彻底平息之前，大概是不大可能将大量资源投入到教育等民生领域的了，这几乎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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