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点值得一提的便是，最近本土来了一些来自欧洲大陆的移民，主要来自联合省，数量大约有一两千人的样子。这些人，都是阿姆斯特丹商站花费了不小力气搜罗来的，基本都是手工业者、商人、学者等等，其中还很是有一些颇具实力的商人，也算是沾了法荷战争的光，搜罗一些荷兰的菁华吧。

驻欧全权特使李晴认为，这些人或者有一技之长，或者有一定的资本，来到东岸后，非但不会分薄东岸的资源，相反还能创造财富，因此本土很痛快地收留了这批堪称另类的“战争移民”。

因为荷兰移民都是新教徒，考虑到后面还在继续吸引新的移民，因此经过一番磋商后，执委会授意宗教事务局（原宗教事务管理处）在国内择址兴建了一所新教堂，并从法国的胡格诺教徒中延请了数人来主持教堂。说起来，这也是华夏东岸共和国第一次承认基督新教也是合法宗教呢，之前东岸人可只是承认天主教的。

宗教事务局选来选去，避开了诸多敏感地区以及地方上有抵触情绪的县乡，最后选择在北宁县新建了一所教堂，专门为来自荷兰的新教徒举行宗教仪式，当然日后的经费还需教徒们自己想办法筹措了，国家是不会再拨款了。

因此，既然教堂建在了北宁县城内，那么新来的荷兰移民基本也都集中居住在了北宁县这么一个地区首府城市内，这无疑又极大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北宁地区因为特殊的地理交通条件，一直致力于打造独立经济圈，因此对这些手工业者、商人、学者自然是非常渴求的，因此很快便以优惠条件将其抢了过去。

当然了，以上这总计一两千荷兰移民及家属，差不多也已经是东岸人能够搜罗的最大一批数量了。今后不能说一定没有来东岸的，但起码数量上会少很多，一年能有两三百个就顶天了，而且多半还未必有这么多。真正在荷法战争中收获最大的，你还别不信，就是与联合省正处于敌对状态的英格兰王国。这个偏居一隅的岛国，通过两国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很是吸收了相当数量的荷兰移民，数量也远超东岸这边，极大增强了英格兰的实力。

尤其是在英荷之间海上战斗基本停止的冬春季节——北海海面上风浪大，不利于舰船作战，同时英国国王也需要趁机四处筹钱，因为议会拒绝拨款——荷兰特使前往伦敦四处活动的当口，很多因为法军入侵、国土被淹而觉得联合省不再安全的荷兰人，开始小规模的移民英格兰。这些人说实话都是有钱人，或者是技术人才，他们的离开，对联合省是一种巨大的损失，对英格兰则是一粒大补丸，对其日后的发展非常有好处。

而更可怕的是，一旦荷兰人真的争取到英格兰背弃与法兰西的联盟，转而站到他们一边，那么可想而知届时将会有更多的荷兰人移民英国，这英国佬占的便宜可就更大了——据历史上记载，在法荷战争期间，移民至英格兰的荷兰人超过了五万，他们带去了大量的资金、技术、设备和商业人脉，给不过五百万人口的英格兰的发展注入了一剂强心针。而等到后来法王路易十四推翻《南特敕令》，大肆压迫国内的胡格诺教徒时，这些人（往往是手工业者和商人）又带着家属和资金渡海移民英国，数量最多时达到了十多万人，再一次给英格兰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使其经济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由此可见，移民经济真的能够给国家发展带来跨越式的进步。不然的话，你以为当年阿姆斯特丹为何能取代熱那*亚和安特卫普，成为欧洲的经济中心，还不是大量意大利商人移民至联合省啊？同理，历史上伦敦取代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经济中心，也是建立在对联合省的不断吸血的基础上的，没有大量荷兰资本家、技术人才和学者移民英格兰，伦敦就不可能那么快抢班夺权，以至于在18世纪后期就成了无可争议的欧洲经济中心。

东岸与英格兰争抢相对高素质、富裕的荷兰移民，效率肯定是不如人家的，而且是大大不如！毕竟人家同属新教国家，离得又近，生活习惯也有些类似，比起东岸的优势不知道大到哪里去。东岸人也只能靠以往积攒的一些老关系，另外就是享誉整个欧洲的学术方面的影响力，来蚕食少数移民份额罢了，与英格兰的鲸吞完全是两回事。

不过，即便只有这么多人，北宁地区似乎也已经完全满足了，可能是他们的体量还不够大，消化能力也不够强的缘故吧！西门孝在码头上站立了一个多小时，一船的咸鱼基本上就已经全数脱手了，剩下的就是买卖双方的手下互相交割的细节了，用不着他去看着，因此他决定去码头酒家那里喝一杯，好久没尝到本土著名的香山干红了，甚是怀念。

而就在他回船上换了一身衣服，然后施施然前往码头商业区的时候，迎面走来七八个操荷兰语的生意人，与他擦肩而过。西门孝稍微找人打听了一番，便知道这是来自荷兰西印度公司的商人，隶属于著名的比克尔家族，其中领头的便是来过东岸几次的科内利斯·比克尔。

这个人西门孝还是隐隐听说过的，因为他在东岸居住的时间也不短了，且生意往来历来比较多，认识的人也不少。据说他曾经想把自己的小女儿嫁给东岸某位大人物之子，结果因为对方小伙子不愿意改信基督教而作罢，但也足以说明他多年下来所经营的人脉关系了。

不过，这会他匆匆忙忙是去做什么？难道生意出现了什么变故不成？西门孝心里暗自猜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