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9年11月5日，阿穆尔河中游一带的河面已经完全上冻了，原本喧嚣的大河顿时陷入了一片沉寂之中。

“从前，虽有许多旅行家描述过奇异的中国，但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曾经言及过俄罗斯帝国和这一邻邦之间的关系，甚至片言只语也没有。现在，辽阔的中国南部已被博格德人占据，基泰齐（俄罗斯此时对南方汉人的称呼，来源于蒙古语基塔特，亦有人认为来源于契丹一词）已被征服，东岸人更是沿着阿穆尔河向内陆腹地侵袭……”费奥多尔·巴依科夫就着一根昏黄的蜡烛奋笔疾书，他时而凝神细思，时而下笔书写，在忙活了小半夜后，他才长吁口气地写上了最后一段文字：“我有幸被陛下任命为与东岸人议界之全权特使，深感欣悦，必将恪尽职守，努力与东岸人尽快划定疆界、平息纷争。最仁慈的君主，谨将这封信件恭呈陛下御览，伏乞圣鉴。天主和陛下最忠顺的奴仆，费奥多尔·伊萨科维奇·巴依科夫，1659年11月5日深夜，于阿尔巴津要塞。”

值得一提的是，巴依科夫在这封信里面称呼满人为博格德人（意为圣洁的人），这是应了清国宁古塔章节沙尔虎达的强烈要求所致，而俄国人之所以愿意这么做，其中的道道自然很耐人寻味了，或许意味着两者有着某种默契与联系也说不定呢。毕竟，在阿穆尔河流域，无论是俄罗斯人还是满人，似乎都是相对弱势的一方呢，再不抱团互助，等着被东岸人各个击破吗？因此，你便看到了俄国人公然设立阿历克谢堡但满清朝廷却一无反应的事情，这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

不过，远东的俄罗斯人有个最大的软肋，就是其原则上仍然得接受莫斯科的训示，而考虑到莫斯科与东岸人的良好关系以及沙皇可能要求他们退让的猜测，这帮人可操作的空间就大大缩小了。说到底，他们是不能彻底与东岸人撕破脸的，因为这影响了莫斯科的大局、影响了沙皇陛下的大局，这是谁也无法承担的罪名——特别是在波兰战争尚未彻底平息的此刻——因此注定了他们只能小心翼翼地走着钢丝，别提多累和多憋屈了。

巴依科夫叹了口气，又拿起了手边两封清国博格德汗写来的信件，脸上浮起了惋惜的表情。清国皇帝的信件言辞温婉、平等，完全将沙皇与博格德汗相提并论（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对通商等条件一概允诺，当初派遣使者去北京时更是派人送出好远。结果现在碍于莫斯科的训示，他们无法与博格德汗的人联手，要知道，博格德汗开出的条件可是非常诱人的，可惜，可惜了啊！

巴依科夫翻开了第一封信，是顺治的国书，只见上面写着——

“中国顺治皇帝。有二人自罗斯来，朕已深悉，今语彼等罗斯人：尔等既为通商而来，则通商可也，归去后仍可再来。在此世上，尔为大国君主，朕亦为大国皇帝也。愿两国之间道路畅通无阻，尔等可常相往来。尔若进贡珍品，朕亦以优质绸缎赏赐尔等，而今尔等即将归去，如再来，或大君主派人前来，应携带大君主之国书，朕亦将以国书作答。尔等如携有国书前来，朕即命以上宾相待。因路途遥远，且语言不通，朕不便遣使访问贵大君主，现谨向贵大君主致意。一旦朕之使者有路可去尔大君主处，朕将遣使前往，基于吾人之礼教，朕不能亲自出访他国，且目前亦不能派遣使臣及商人出国……”

接着是第二封国书，第一句称谓上画了个大叉，许是哪个半吊子翻译不知中国内情，将清国皇帝翻译成了“中国万历汗之子朱皇帝”，不过别的内容倒也马马虎虎——

“去岁大君主之商民尼果赖（尼古拉）、雅郭布（雅科夫）曾来出使，得睹天颜；今夕则无大君主之臣民前来朕处，彼等一旦前来，朕必欣悦，并予恩赐。去岁尔献鹿角一双，朕回赠绸缎七百幅，尔进贡珍品，朕必加倍赐予。朕今命宁古塔送玉杯三十二盏，赐予大君主。尔大君主之使臣一旦来朕处，朕必命人自本国礼送彼等一日之程至大河（松花江）。尔等见信勿疑，可遣使速来，黄衣贼乃大君主与朕之共同敌人，或可共击之……”

看得出来，顺治皇帝对俄罗斯人的态度是“出乎意料”地好，这从尼古拉、雅科夫两位哥萨克回来的叙述就能看得出来——当初巴依科夫要求二人在进入博格德汗的皇宫时，不可向汗的宫殿或任何一道门坎行礼，可推辞说他们向石头行礼是做不到的，可大汗并未勉强他们这么做；他们还同样担心大汗要求二人亲吻他的脚（巴依科夫向二人训示，亲吻博格德汗的手是可以的，但绝不能亲吻脚面），结果也没发生这种外交礼仪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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