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恩镇邵子平家，张纯如正在和邵子平谈拉贝的事。邵子平告诉张纯如：“1993年我专门去过德国寻找拉贝的线索，我在柏林查电话本，打了好多电话，找到了五十几位拉贝，但都不是我们要找的拉贝。我还到柏林教会的档案库找过，想从教会活动文件里发现关于拉贝及其后人的线索，但没有找到任何记载。”

张纯如微微点头道：“我从中国带回了很多南京大屠杀的档案，里面有很多德国政府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外交报告。这些报告里面提到德国方面多次要求拉贝离开南京，返回德国，都被拉贝拒绝了。到后来德国政府通过西门子总部对拉贝下了最后通煤，要求他离开南京，前往上海后回德国。很显然，德国政府认为他在南京的举动有碍于德日之间的外交政策。到这些资料里面也没有拉贝回国后的相关信息。”

邵子平叹了口气道：“拉贝离开南京的时候承诺，一定会告知德国政府发生在南京的一切，会向戈林和希特勒呈交—份关于南京暴行的报告。他到上海之后，还将费奇偷偷带到上海冲洗的纪录片带走了一份，带回了德国。南京人祈盼拉贝的陈情能够让德国向东瀛政府施压，阻止暴行。但拉贝离开中国之后就杳无音信，没有参加东京审判，也没有任何消息，就好像人间蒸发了。”他看着张纯如道：“你不是写南京街大屠杀么，拉贝回德国后的信息很重要？”

张纯如道：“我想知道拉贝后来的命运，还有纪录片和报告最终被送到希特勒手上了吗，在书里我必须对拉贝、约翰-马吉他们后来的命运进行交待；而且我觉得拉贝对中国人来说是大英雄，我们也有责任搞清楚他后来的命运。”

一组快速切换的镜头，张纯如开始拜访约翰-马吉等人的后裔，以及一些历史学家，想要从他们那里寻找拉贝离开南京后的信息，但没有人知道拉贝后来的命运。

镜头切到张纯如的房间，张纯如坐在电脑前，敲击键盘，同时画外音响起：“尊敬的马莎-比奇曼博士，您好。加州芬代尔的历史学家查尔斯-伯迪克告诉我您是德国历史方面的专家，能为我提供帮助。事情是这样，在月12日，日军攻占南京后，东瀛军人屠杀了26万到35万中国平民，并极其残忍的强奸了2万到8万名中国女性。在这场屠杀中，一群西方人在南京设立了一个2平方公里的安全区，保护了大约25万难民。安全区负责人是德国商人约翰-拉贝……”

就在此时，咚咚的敲门声响起。镜头切换，房门打开，东瀛大使馆的福田走进了小粉桥1号拉贝家，时间回到了1938年。

进入客厅后，福田非常有礼貌的告诉拉贝，他是来同拉贝商谈去上海事宜的。只是话没说两句，福田忍不住撕下了假面具，威胁拉贝：“如果您在上海对报社记者说我们的坏话，您就是与东瀛军队为敌。”

拉贝心平气和地反问道：“那么，请问允许我在上海说些什么？”

福田回答道：“这就由您自己斟酌了。”

拉贝用略带嘲讽地口气道：“依我看，您期待着我对报界这样说：南京的局势日益好转，贵刊不要再刊登有关东瀛士兵罪恶行径的报道，这样做等于是火上加油，使东瀛人和欧洲人之间更增添不和的气氛。”

福田没有留意拉贝话语中的讥讽意味，笑逐颜开地道：“如果您能这么说，那真是太好了！”

镜头切到金女大，魏特琳他们为拉贝在金女大难民营组织了一个告别茶会。外国人和安全区的中国负责人们都过来跟拉贝碰杯，每人喝了一口。

就在这时，程瑞芳进来悄声告诉魏特琳，门外聚集了一群妇女，要向拉贝道别。魏特琳就对拉贝道：“拉贝先生，我们难民营的一些妇女想跟您说声再见。您能去见见她们吗？”

“当然可以。”拉贝举起茶杯一饮而尽，跟魏特琳来到门口。其他人也都出来了。科学楼前的景象不光让拉贝他们震撼，也让银幕前的观众大为震撼。三千多妇女和姑娘们齐齐跪在地上，痛哭着哀求：“求求您不要走！求求您不要抛下我们！”

当拉贝要走时，姑娘们一齐拉住拉贝西装的后摆不放。最后拉贝不得不留下汽车，在程瑞芳的带领下艰难地挤出一条路走出大门。拉贝在步行回家去的路上，心情异常沉重，他不愿意离开南京，但德国政府强令他回国，他不得不离开。

2月21号下午4点，在宁海路5号总部，国际委员会为拉贝召开盛大的欢送会。人们向拉贝递上中英文两种文字的感谢信，热情地赞美了拉贝。大家举起杯，祝愿拉贝回德国后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拉贝尽管外表强壮，其实身体并不好。因为他有糖尿病，他口袋里总是装着一瓶胰岛素和一管注射器。

拉贝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答辞：“亲爱的朋友们：我十分感谢你们，你们的邀请使我有机会在我出发离开这里返回欧洲之前对你们作最后一次讲话。

如同你们大家在这时已经知道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现在已将其名称更改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法国人也许会说：“国王死了，国王万岁。“我们从此将在新的名称下继续工作，这个新名称更好地符合我们现在的工作性质。就是说，根据东瀛人的命令不得不撤销安全区以后，我们从此就只是一个纯粹的救济委员会了。请你们注意“纯粹“这两个字，就是说什么也不多，但是什么也都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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