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然想了想，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小于这个角色表演难度更大，完成也很高，但从表演的角度来说，肯定是我们的更好，但你也知道电影节拿奖变数太多，这个就很难说了。”

张婧初肯定是非常希望拿奖，但她也非常清楚能不能拿奖太难说了，挽着张然的胳膊，笑嘻嘻地道：“有你这句话就够了，我们去逛街吧！”

晚上准备张然和张婧初参加电影《在云端》的首映，这部由贾森-雷特曼执导，由乔治-克鲁尼领衔的电影受到媒体和粉丝的热烈追捧，首映现场人山人海。

在入口张然看到了王文君，冲她招了招手，问道：“若松孝二怎么说？”

王文君小跑过来，跟张然打了个招呼，笑着道：“发布会开始后，没等我发问，有个土耳其记者先问了这个问题，他说，在影片开始用字幕来描写这场战争时用了‘日中战争’的说法，这种说法显得对抗的两边处于对等的状态，但实际情况是日本侵略了中国，这种称呼是否不妥？

在被质疑后，若松孝二的态度还是比较诚恳，他说，之前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听到你这样一说马上我意识到这种措辞的确很不合适，非常后悔在片头使用了这个措辞。若松孝二还说，电影的男主角不是英雄，是一个凶手，战争就是各种谋杀的集合，所有的战争都是罪恶的，日本在战争中受到了两颗原子弹的教训，但今天的日本人却又开始忘记历史，军国主义思想又有萌芽，我们必须要保证历史不会重演。”

张然对若松孝二的这个态度并不意外，这个人本身就属于左翼导演：“日本老一辈导演很多都经历过战争，反战的不少，还拍出过《人间的证明》这种具有真正勇气和良心的作品，但这些老导演大多已经过世。不过广场协议后日本经济停滞，日本社会右倾化越来越严重，反映到日本的电影中，就表现为淡化战争加害和反省，强调自己是战争的受害者，总说自己有多惨，却从不思考自己为什么惨。”

王文君连连点头：“对啊，现在日本拍了很多说他们是受害者的电影，整天说他们是原子弹的受害者，捣鼓着让美国为原子弹道歉。我们应该像犹太人那样多拍一些电影，告诉世界真相！”

张然没有说话，只是默默点了点头，这是每个中国导演都应该有的责任心！

在电影放映的过程中，张然一直望着银幕出神，心思却没有在电影上，他想起了张纯如。04年张纯如自杀后，张然就决定要拍一部关于她的电影。一晃五年过去了，张然始终还没想好这部电影该怎么拍，用什么方式来拍。

不过在这五年中张然也没有闲着，收集了不少相关资料，而收集到的资料没增加一分，他对张纯如的尊敬就会增加一分。每次看完大屠杀的资料，张然都会不舒服几天，那种无力和绝望感始在心头久久不散。男人尚且如此，一个弱女子要去面对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篇章，需要何等的勇气啊！

张然想起张纯如曾远赴德国找到了拉贝的后人，并说服他们让《拉贝日记》重现于世。他觉得既然自己到了德国，也应该去见见拉贝的后人，跟他们聊聊。

想到这里，张然给张婧初说不看了，张婧初也多问，跟着他一起出了电影院。

站在路口，张然拨通了电影节主席迪特-科斯里克的电话：“我想请你帮个忙，能不能帮我查查拉贝先生的墓在什么地方，他的后人在哪里？”

科斯里克听到拉贝，问道：“拉贝？你是说写《拉贝日记》的那个拉贝吗？”

张然回道：“是的，就是写《拉贝日记》的那个拉贝。”

科斯里克曾经跟《拉贝日记》导演佛罗瑞-加仑伯格聊过电影筹备的一些事，对拉贝的情况还真知道一些，道：“拉贝墓地在什么地方我不清楚，好像在城郊，不过拉贝的后人我倒是听佛罗瑞-加仑伯格说过，拉贝的孙子好像在海德堡从事医学工作。这样，我帮你联系拉贝的后人。等联系好了，我给你打电话。”

有科斯里克帮忙，肯定比张然两眼一抹黑的去找人好多了，感激地道：“谢谢，迪特，那我等你的消息！”

科斯里克刚准备挂电话，突然想起一个问题：“你准备拍关于大屠杀的电影？”

张然没有隐瞒：“我打算拍张纯如的传记片，就是《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的作者，《拉贝日记》就是她发掘出来的。”

科斯里克马上道：“这部张纯如的传记片柏林预定了，这样的电影放在柏林是最合适的。”

柏林电影节是三大里面最政治的，张纯如的传记片放在柏林确实最合适。张然不由笑了起来：“电影涉及到的内容太沉重，我现在还没有做好准备，短期内不会拍，可能要过五年，或者十年才会拍！”

科斯里克笑道：“我相信你一定会拍出来，而且会拍得很好的！”

张然抬头起看着乌云密布的天空，轻轻地道：“是的，不管多久，我一定会把这部电影拍出来的，而且一定会拍好，有的人应该永远被我们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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