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公式1太虚+气=性推导出了，公式4太虚的湛一之性+气的攻取之性=性。

而公式4的条件假定为人类，则可得出公式5天地之性+气质之性=人性

同时，从善恶性质上来讲，张载认为天地之性或义理之性是纯善的，气质之性则有善有恶，这是因为天地之性是至高无上的，气质之性则是人禀气而成的，由于人禀气不同，就会形成不同的气质之性.就是之前姜星火在太平街被攻击的那套理论的源头，对于人和物来说，物是禀气之浊者，人是禀气之清者，就人来说，又有清浊之分，禀气之极清者，为圣人，禀气之浊者为常人，禀气之极浊者为恶人。由于人禀气的不同，导致了人的气质之性的不同，气质之性就是由物质本性所决定的生理本能，生存本能是气的柔、缓、浊的特性所决定的。

说实在的，这个理论出奇的逻辑自洽。

张载给出了完整的逻辑推导，也就是人在形成胞胎和出生后的成长过程中，由于所禀之气不同，就会形成不同的“性”，人在禀气的过程中，有禀之正，也有禀之褊，禀之正则得性之全体，为纯善；禀之褊，则得性之一部分，人性便会善恶相混，就形成了气质之性。

由此，可以得到张载基于“太虚气本论”得到的“性二元论”的全部公式。

第一公式组：

1太虚+气=性

2性+知觉=心

3（太虚+气）+知觉=心

第二公式组：

1太虚+气=性

4太虚的湛一之性+气的攻取之性=性

5天地之性+气质之性=人性

第三公式组：

6天地之性+气质之性+知觉=人心

所以明白了吗？

张载把至善归为天地之性，而人性的气质之性则是善恶相混，这就为历史上关于人性的善恶找到了合理的解决办法。

一方面，张载继承孟子的性善论，承认人性本善，但是另一方面，本善的人性中恶从何来却是孟子性善论始终无法解决的问题。

张载将性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既保证了人性善的先天依据，也说明了人性恶的来源，暂时解决了儒家关于人性善恶的争论。

而眼下张载的“太虚气本论”已经被姜星火证伪，张载的“性二元论”先天推导上，就塌了一半。

所以反方的辩手们才这么着急。

要是另一半也塌了

“天地间就是一个道理，性便是理！”

杨士奇佯作镇定，大声道：“人之所以有善与不善，只缘气质之禀各有清浊，便是用这细胞来解释，也是爹生娘养各自带出来的。”

“谬矣。”

姜星火只是摇头：“以性求性，妄意有一物可指，终失面目。”

“以性求性，以气质之性求天地之性，这四个字倒是精妙。”

胡季犛细细品鉴，不动声色地想道。

在程朱理学的理论体系里，气质之性以天地之性为根源，是从天地之性中流出，但气质之性又是天地之性的安顿处，没有气质之性，天地之性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是不可分离的。

但姜星火显然不这么认为，他不认为性是超验的实存。

“性本无所谓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分别，横渠先生所言天地之性源自太虚，实乃虚妄，太虚不存于世，性即在形而后有之中。”

姜星火极为笃定地说道：“性非是理，性乃是心之性。”

“朱子以未发言性，仍是逃空堕幻之见。”

姜星火虽然没有直接叫朱熹，而是称了子，但话语中的讥讽之意，却是任谁都听得出的。

翻译翻译什么叫“逃空堕幻”？

说白了，就是朱熹用的还是从佛家那里缝合来的那套东西。

“性者，有‘生而有之’之理，无处无之，如：脑能思，脑之性也；耳能听，耳之性也；目能视，目之性也。”

姜星火的意思就是，所有的“性”落在人身上，都有对应的器官去承担功能，即便大而化之的道德观念，也不过是人心之性，绝不存在什么生来没有后天才有的体验。

嗯，如果用理学家的话说，这叫做有形气便有性理，反之，无形气便无性理。

总之，这是基于物质世界论的人性观。

姜星火的话语愈发犀利，甚至直接点评起了孟子的人性论。

“孟子论性，只就最近处指点，如恻隐之心，同是恻隐，有过有不及，相去亦无多，不害其为恻隐也；如羞恶之心，同是羞恶，有过有不及，相近亦然，不害其为羞恶也。”

“过于恻隐，则羞恶便减；过于羞恶，则恻隐便伤。心体次第受亏，几于禽兽不远然良心仍在，平日杀人行劫，忽然见孺子入井，此心便露出来，岂从外铄者？”

这是儒家人性论里一个经典的例子，孺子入井，必有恻隐之心。

姜星火是直接认为，人的好坏，绝非是什么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共同决定的。

气质之性这种东西，说白了，就是宋儒自己创造出来的。

“宋儒又不敢明说性，而特创气质之性之说，经不起推敲。”

眼见杨士奇一时语塞，胡俨接过话来。

“伊川先生有云：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恶，是气禀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也。”

“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姜星火捡了一粒玻璃片上的种子，举例反驳道。

“如将这一粒种来看，生长是性，生长默默长大便是气，生长显然成象便是气质，如何将一粒种分作两项？一边说性好，一边说气质不好，所谓善反者，只见性之为善而反之，方是知性；若欲去气质之不善，而复还一理义之善，则是人有二性也，岂不可笑？”

姚广孝亦是揶揄道：“丈夫食少金刚，终竟不消，要穿出身外，何以故？金刚不与身中杂秽同止。”

这是佛家金刚身的说法，老和尚拿来讥讽理学家走另一个极端的。

姜星火接着这话头说道：“天地之性，难道如佛家金刚身不成？一切清浊偏正刚柔缓急，皆拘它不得？”

说罢，又拿起一杯水，在众人面前晃了晃。

“水本清也，以净器盛之则清、不净器盛之则臭、以污泥之器盛之则浊，本然之清，未尝不在，但既臭浊，猝难得清。”

“若按这般说法，则是水一性也，器一性也，性之夹杂如此，难道不是自相矛盾？”

这也是理学的一个经典梗，程颐曾经以水与盛水之器皿，来比喻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

胡俨的脸越来越黑，要是这么辩论下去，那应该是离输不远了。

姜星火用细胞学说绝杀了气本论，从太虚引申而来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性二元论”本就站不住脚。

所以为了挽回颓势，胡俨不得不开口道。

“仁义礼智，皆是性也。”

“《朱子语类》曾引伊川先生所言：为仁以孝悌为本，论性则以仁为孝悌之本，仁是性，孝悌是用。”

这回不用姜星火了，解缙开口，断然道：“性中只有仁义礼智，为何就无孝悌？说到底，即便仁义礼智，也俱是虚名罢了人生堕地，只有父母兄弟，此一段不可解之情，与生俱来，此之谓实。于是而始有仁义之名，知斯二者而弗去，所谓知及仁守，实有诸己，于是而始有智之名；当其事亲从兄之际，自有条理委曲，见之行事之实，于是而始有礼之名。”

“盖赤子之心，见父自然知爱，见兄自然知敬，此是天理源头，何消去存天理，而后发之为事父乎？”

解缙的意思就是，与生俱来的人伦关系是实在的，但其他的仁义礼智和孝悌都是后天培养出来的。

什么是孝悌？

事亲为孝，从兄为悌。

然而，程朱理学认为性中只有仁义礼智，不曾有孝悌，是“先有仁义，后有孝悌”的逻辑，无疑是先名而后实。

张宇初也跟着重重地补了一刀。

“有物先天地之性，未免说不通顺。”

正方辩手们步步紧逼，这时候不论如何牵扯话题，人性论总是争不明白的，可无论能不能争明白，对于反方来说都是劣势。

胡俨索性以退为进道：“那国师不妨讲讲，若是不认同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又该如何解释人性。”

“人乃是物质所构成，在物质之上并非有个实体的理或天理，性也非实体的天理或理所赋予，虚体的天理、规律倒是存在。”

姜星火回答的干脆：“世间万物，有物质则有性，有性则有德，草木鸟兽非无性无德，而是物质与人殊异，因此性亦殊异，德亦殊异.越是靠近人的物质性的生命，性与德便愈发接近人，便是这个道理。”

换言之，跟程朱理学“性二元论”里纯善的天地之性相比，姜星火并不强调人与物的共同善性，而是强调人与物有着共同的物质基础，都来源于物质性，而不同事物或生命的物质性不同，就导致了在性和德上面的区别。

在理学思想里，程朱理学所谓的气质之性是和天地之性相对的，以此来说明人的来源，进而为人性中恶的成分找到宇宙论的根源，但姜星火的理论，就直接将天地之性的存在给否定了，认为物质是宇宙万物的终极来源，天地之间，人形内外，无非都是物质。

“物质决定了生命现象的不同，一人有一人的生命特征，所以一人有一人的个性，而人性是在日复一日的培养中逐渐形成的，人性就和所有细胞的生命现象一样，是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这变化的根源就在于物质的运动与变化，在生命结束之前，每天都在变化，所以人性每天都在发展。”

“至于人性善恶，既有先天遗传等因素，也有后天培养，后天培养的因素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都更加重要，同时，人有自觉选择善恶的道德意识。”

“理欲之辩又当何解？”

胡俨越听心越沉，姜星火显然是有备而来，准备了一整套成系统的逻辑来应对。

眼下唯一的办法，就是先让姜星火出牌，再寻机反制。

“性者，人与生俱有之理，未尝或异，仁义理智之理，下愚所不能灭，而声色臭味之欲，上智所不能废，可谓之性也。”

也就是说，就人的欲望而言，人的耳目口鼻的自然欲望，对声色臭味的需求是自然而然的，是人性中的本有之物，“高级”的仁义理智之理是性，“低级”的声色臭味之欲同样是性.姜星火的观点显然跟程朱理学是背道而驰的。

程朱理学认为仁义理智来源于人的天命之性，声色臭味之欲则来源于气质之性，欲盛则害理，与天命之性不相容，所以必须“存天理灭人欲”，发展到极端就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然而姜星火的话还没完，基于物质一元论，他自然有相应的完整的配套理论，用来代替基于理气二元论的天理人欲论。

“天以物质而生人，理寓于物质而成性。”

“声色臭味保证人之成长，仁义理智以端正人之德性。”

“理以欲为体，如果没有基本的生命现象，也就无所谓人性，更不用说理了，理以欲为存在的前提，没有舍弃欲的人性，也就不能离欲而言理。”

“理和欲皆是物质的虚产物，并非实存在，理与欲共同保证了‘人之所以为人’，二者缺其一则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人，二者共存于人之中，互相依存。”

“换言之，理欲统一。”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