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是2000年以后互联网公司一样，80年代的生物公司是投资人眼里的摇钱树，包装漂亮的投资公司，会被多家风险投资公司多轮投资，从而得到远超其所需的溢价资金。

而这些被投资的生物公司，如加尼卡公司，在拿到了远超所需的资金以后，也会考虑投资其他的生物公司或者生物技术。

加尼卡所拥有的加尼卡生物技术公司规模不大，但他的人脉不错，辗转认识了不少业界大牛，所以常年奔波于各地的生物技术展览，做种子投资。

在创生初期的生物公司与硅谷时代的互联网公司是不同的，或者说，80年代的生物技术公司和80年代的it公司差不多，这个时期，技术大牛和技术储备主要都存在于高校和科研机构，要找新技术，就要到各种生物技术大会去找。

加尼卡不是第一次收购来自国外的生物技术了，但pcr的商业价值在他所接触过的技术中排名三甲。加尼卡估计，如果将pcr技术应用于dna探针等技术，其专利期内的商业价值可能高达5000万美元。

因此，加尼卡很有耐心的与中方领队周旋，希望能以尽可能低的价格拿到pcr的技术——至于专利，加尼卡公司的人也在尽快检索，只是时间太紧，他们也不知道是否有相关专利注册。

不过，无论是否有专利，有数位大牛给杨锐背书，加尼卡是不敢去抢注的，抢注了也是没用，他的小公司还没有超级药企不要脸的诉讼资本。

中方领队与加尼卡可谓是一拍即合，他也觉得自己是在与老美周旋，期望着尽可能的套出加尼卡的底线，从而为接下来的谈判奠定基础。

此时此刻，领队同志什么都不想，一门心思的就是想要搞定此事。

比起做一支学术代表团的领队工作，获得数十万美元的外汇收入，这样的谈判所能带来的意义显然更大。（ ）

领队甚至有种感觉：我的人生将就此腾飞！

双方你来我往，周旋的很是快乐。甚至在午餐之后，约定了下一次周旋的时间。

杨锐看他们聊的如此愉快，觉得还是不要告诉他们“浪费时间”之类的事情了。

他打了个招呼，随手拖走几名学者，到边上聊天去了。

领队斜看杨锐一眼，心想：算你识趣，等我帮你卖了技术，也会帮你美言两句的……也许……

张大勇不愿意看领队一副赚到了的嘴脸，但他也没有立场反对，于是踱步来到杨锐身边，开玩笑道：“没想到你学雷锋学到了美国来，以后回国，可是有的说了。”

杨锐笑笑，道：“也不一定就能学到雷锋。”

“怎么说？”

“先让他们折腾吧，等我有空了，再和他们聊这个问题。”杨锐如果现在说，pcr仪已经注册了一系列的专利，而且是壁垒似的专利，且专利权在香港华锐公司，领队要么疯掉，要么得想尽办法从杨锐身上抹油。

不管是哪条路径，领队都不会轻易相信杨锐的。

杨锐觉得，自己没必要为领队或者其他人节省时间。

张大勇教授不明所以，笑了两声，叹口气道：“要我说，学者应该从技术转让方面获得一定的利益，不一定是个人利益，至少是实验室得到直接的回馈吧，这才是一种正确的分配方式，也能促进学术界的资金循环吧。”

杨锐奇怪的看了张大勇教授一眼，道：“再过些年，您的想法也许会成为现实。”

再过些年，国内的科研改革，直接就把实验室的成果交给研究员自己了。这是比欧美国家还有激进的改革方式。

在欧美国家，学者想获得大笔的利益其实是不容易的，如果是在私人实验室或者私人公司，那不用说，产出的成果都是属于公司或者实验室的。如果是在国家实验室或者大学，那所有权同样清晰，就是国家实验室或者大学的，总而言之，资本主义国家，资本是谁的，产出就是谁的。

21世纪以后的中国科研界，却是一个另类的存在。这里大约是最早解决剥削问题的地方了，至少是部分解决。在中国科研界，无论是公立学校还是公立研究所，在国家投资的项目中，项目负责人拥有极大的收益空间，简而言之，成果是属于项目负责人的。

换言之，国家掏钱做项目，做不出项目，国家付钱，做出了项目，依旧是国家付钱，但研究者获利。

这有点像是去赌场玩，赌场方面送给赌客的泥码。泥码不能直接兑换现金，但只要下一次赌桌，赢回来的钱，就可以兑换成现金了。

这样的待遇条件，想必也是不长久的，不过，这也是使得21世纪以后，海外人才纷纷归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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